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慢性病患病率持续提高，加之医疗费用持续上涨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医疗保障需求快速释放。基本医疗保险无法满足多层次医疗需求，发展商业健康险对分散居民医疗费用风险、建立完备的医疗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２０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指出应积极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主动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和多种形式补充保险。然而，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每 １００元卫生费用中，健康保险赔付支出不足 ４元①，商业健康保险金在医疗卫生支出中的占比较低。

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既有研究尝试从制度政策、收入水平、社会资本等方面做出解释（雷咸胜，２０１９）。本文关注普遍存在于各类保险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逆向选择是保险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医疗领域表现为高健康风险人群更倾向于投保，最终将低风险人群挤出保险市场，致使保险公司亏损。随着研究的深入，Ｈｅｅｎｗａｙ（１９９０）等最早修正了原有的逆向选择假设，提出了保险市场的正向选择理论，即健康状况更好、健康观念更强、健康风险防范意识更高的群体更倾向于参保。本文基于向选择和正向选择理论，选取了健康风险和风险态度两类变量，在参保者多维异质性视角下探究保险市场最终表现，继而对现有文献及政策进行补充。

（一）保险市场逆向与正向选择的研究存在争论

Ａｋｅｒｌｏｆ（１９７０）首次提出柠檬市场的概念，以二手车市场为例阐述了信息不对称下劣质品会将优质品挤出产品市场的现象，即逆向选择理论。这一理论被引入保险市场研究，但在经验分析中尚未得出一致结论。许多研究支持逆向选择的存在，Ｓｈｅｐａｒｄ（２０２２）利用马萨诸塞州保险交易所数据，发现了存在于昂贵“明星”医院的逆向选择现象；Ｂｒｏｗｎｅ＆Ｄｏｅｒｐｉｎｇｈａｕｓ（１９９３）也指出医疗费用风险较高的个体更倾向购买全面的医疗保险服务。刘宏等（２０１２）利用 ＣＨＮＳ数据发现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存在显著的逆向选择；朱信凯等（２００９）发现高年龄人更倾向参加新农保，一定程度上支持逆向选择；王翌秋（２０１６）利用 ＣＨＮＳ数据发现，低收入人群中高健康风险者购买社会医疗保险的意愿更强。还有研究认为，逆向选择虽然存在但十分微弱，并不影响保险市场的有效运作（李胜会和宗洁，２０１８）。薄海等（２０１５）利用 ＣＨＡＲＬＳ数据得出国内的商业医保市场仅存在微弱逆向选择的结论。Ｃａｒｄｏｎ＆Ｈｅｎｄｅｌ（２００１）发现，参保者之间的费用差距可以由其在价格弹性和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特征解释，逆向选择并不明显。

也有一些定量分析表明，健康保险市场还可能存在正向选择。Ｂａｊａｒｉ等（２００６）与 Ｋｒｕｅｇｅｒ＆Ｋｕｚｉｅｍｋｏ（２０１３）以医疗服务利用率或医疗费用作为替代指标，证实了保险市场存在正向选择。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ＭｃＧａｒｒｙ（２００６）发现在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中，风险厌恶的个体更愿意购买长期护理保险，且护理服务的利用率更低。Ｃｈｉａｐｐｏｒｉ＆Ｓａｌａｎｉｅ（２０１２）将风险态度等多维因素纳入讨论，揭示了保险市场存在正向选择。国内对于正向选择的研究起步较晚，大多停留在理论阶段。许荣（２０１５）归纳了风险态度、风险信念、认知能力等六大因素，提出正向选择与逆向选择是并存而非替代关系。王臖和高峰（２００８）通过在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Ｓｔｉｇｌｉｔｚ的标准模型中引入收入和损失水平的异质性，论证了保险市场同时存在正向选择和逆向选择。罗帅（２０１５）从风险偏差和认知偏差两个角度探讨了正向选择行为，发现二者均会

促使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

（二）健康风险与风险态度是检验保险市场选择方向的关键变量

现有文献一般以风险类别和保险保障程度之间的关系，来判断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是否存在（Ｃｈｉａｐｐｏｒｉ＆Ｓａｌａｎｉｅ，２０００）。健康风险作为关键变量，常以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情况、医疗费用及医疗服务利用率来表示（顾昕，２００６；朱信凯，２００９），将主客观健康评价一起纳入讨论以降低主观认知偏差带来的测量偏误。朱若然（２０１８）以“近四周是否发生各类疾病”作为健康风险的代理变量，发现商业保险市场存在逆向选择。尹相娟等（２０２０）以自评健康、慢性病情况和医疗费用作为代理变量，发现商业医保市场同时存在正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风险态度是可能导致正向选择出现的重要变量，文献论证了风险偏好会抵消风险与保障程度之间的关系（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Ｈｅｍｅｎｗａｙ，１９９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