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下的财富管理逻辑01共同富裕2021三件大事共同富裕是我国长期宗旨，2020年以来节奏加快，目标时间提前了10年1953年建国初首次提出共同富裕，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之后每次5年一届的党代会均提及共同富裕，其中：2012年十八大明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017年十九大我国主要矛盾转变、并提出2035年“迈出坚实步伐”，2020年五中全会提出2025年“迈出坚实步伐”、2035年“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共同富裕重心是解决“三大差距”，疫情以来差距变大也加速了推进节奏。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心是解决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三大差距”。2021年1月，习近平主席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再次明确，要“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从基尼系数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0.32持续上升至2010年高点的0.44，随后有所下降，但2016年仍有0.39，明显高于欧日，略低于美国水平；若按照统计局计算的基尼系数，我国2019年基尼系数高达0.47，远高于美欧日水平。从前10%人群收入份额看，根据《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的数据，从1980到2016年，中国前10%居民的收入份额由27%提升至41%，升幅14个百分点，与美国升幅（约13个百分点）接近，明显高于欧洲（约4个百分点），低于俄罗斯、印度（均为24个百分点左右）的升幅。收入差距是“三大差距”中最广泛、影响最大的差距，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是“提低、扩中、调高”，其中，“调高”是大难点。

收入差距在城乡内部、不同地区内部普遍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谓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根源。根据817中央财经委会议的部署，缩小收入差距主要手段有三：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提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扩中），合理调节高收入（调高），不难看出，“扩中、提低”更多是发展问题，而“调高”主要是公平问题、实现难度更大。“调高”主要有三大办法：1）加强税收征管力度，包括“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比如近年来重点打击的偷税漏税、灰色收入等；2）开征新的税种，尤其是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富人税”，其中，房地产税是重中之重，由于房地产税尚未立法、尚难全面开征，但很有可能在原来重庆和上海的基础上，增加房地产税试点的城市。3）引导三次分配，鼓励富人捐赠。

02财富管理共同富裕下的财富管理从三个维度来分析2020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增设对互联网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规定，并将违法行为的处罚上限提高至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0% ；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3.15财经委第九次会议均强调要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数据显示，2015-2020年阿里巴巴、腾讯控股的利润率水平分别高达20%、28%左右，明显高于制造业、金融地产业上市公司8%、13%左右的盈利水平。挣钱可以，不能垄断金融市场，这个可以有提高财产性收入是“扩中”的重要手段，具体做法包括做大做强资本市场、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员工持股、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等。

财产性收入指居民通过所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车辆等）和不动产（如房屋等）所获得的收入，2020 年财产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仅9%，明显偏低。金融资产占比较低是财产性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根据央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的数据，金融资产仅约占我国居民家庭总资产的20%左右，比美国低22.1个百分点，且其中过半均是银行存款等无风险资产。较低的金融资产持有水平使得低收入家庭无法享受资产升值的收益，尤其是在利率水平趋于下行，通胀水平较高的当前环境下，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收益情况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从而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